沃土在歌唱

本报记者冻凤秋

一天

冬日清晨，豫东平原上的麦苗还在沉睡中。凌晨五点，虞城县利民镇土园村一个普通农家院子里，83岁的王根柱睁开了眼睛，像往常一样，他开始构思新作品。创意和想法一个接一个涌入脑海，他反复琢磨、掂量着，心里既紧张又兴奋。紧张是因为担心那些灵光乍现后又溜走，兴奋是源自一种创造的快乐。

多少次，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在泥土里创造，在格子纸上创造。那一部部作品，就像是一株麦苗，一把青草，一个南瓜，一棵田野里的树，轻轻抚摸，都是肌肤相亲的土地，都是最熟悉的生活啊!

想得差不多了，他翻身起床，坐在窗前的书桌旁，摊开稿纸，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起来。要抓紧啊，趁这些想法还温热的时候，记下来，哪怕还是零碎的，不成熟的。墙边角落的纸箱里，放着一摞摞厚厚的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都是不曾发表过的作品草稿。他像宝贝似的珍藏着，也不避讳给别人看。其实，村里的老朋友们好久都不来了。他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工夫跟别人说闲话啊。

都记下来了，他浑身轻松，轻轻吐了一口气。天已经大亮，他慢慢地走出院子，到离家不远处的田头和菜园子去，散散步，和小白菜、大葱、麦苗们打个招呼。微风里透着寒意，老人伸伸腿脚，摆出了金鸡独立的姿势。这是他每天的运动功课，也是他多年来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秘方。

上午九点钟，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他这才开始回家吃早饭，不过是最家常的馒头、小米粥和白菜。饭后，他开始仔细地整理那些记录，一部作品又增添了新的情节和构思，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写到得意处，他忍不住呵呵地笑起来。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他好像没有觉察似的。直到19岁的孙子做好了饭唤他吃，他才回过神来。

午饭后，老人照例要休息一会儿，下午，要去地里干农活。家里还有八亩地，老伴儿近年腿脚不灵便，没有办法下地，亲戚朋友都建议把地承包出去。老人不答应，坚持半租半耕。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土地，不干活儿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前些年他还养过蚯蚓，种过草莓，近来种些半夏、西红花之类的草药，靠这个还能贴补家用。

黄昏时，他回到家，翻看文学和理论书籍。一本《世说新语》，一本《中国古代廉吏廉事》，近来摆在床头，他随手拿起来就读。屋里陈设简单，最金贵的就是书架上那高高摞起的上百本发黄的藏书了。还有一套崭新的世界名著摆在书桌上，是不久前老人家开了书单请《解放军报》的编辑买了寄回来的。他像宝贝似的供奉着。

他太爱读书了。小时候，家里穷，上午在私塾跟先生学《论语》《大学》等，下午还要回家割草喂驴。他靠借书，小学时就读完了《三国》《水浒》等名著。那时，听说商丘大街上有人摆摊卖书，他往返75公里路，从头天早晨走到第二天中午，脚上磨出了血泡，买了本《科学家奋斗史话》，如饥似渴地读。就是这本书在此后的人生路上一直引导、鞭策着他。

晚上8点，老人准时上床入睡。那时，平原上的庄稼、农家院子里的家禽家畜也都安静下来，只有夜空中的星辰在闪烁。

半生

一个16岁的少年，上了初中。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少年激情澎湃，写下诗歌《黑三娃参军》，1951年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这是他的处女作。

也是在那时期，他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农业合作化的报道。他把其中几篇文章综合加工，编了一本小册子，寄到上海广益书局。竟然出版了，还寄来了50元稿费。那时一个鸡蛋一分半，一斤高粱四分五，他兴奋极了，买了1100斤高粱，解决了家里的缺粮问题。从那以后，家里人再也不抱怨他读书看报耽误干活儿了。

初中毕业，他到商丘地区办的教师培训班学习，之后到乡村小学当教师，三年后，被县里派去参与治理沙荒地。虞城县北边是黄河故道，遍地沙丘，埋没了大片的田地。当时，国家在那里植树固林，治理荒沙。他在沙荒地干了四年，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荒沙滩上的花朵》、诗歌《第一只苹果》等。

短篇小说《县长拾粪》也是那时写成的。文中，马县长的原型是一位老八路，曾在豫皖交界打游击，解放后当了区长。当时，在封沙造林工地有一些剔除的柳条、荆条，是编篓子的好材料，他就捡些适用的编篓子，其中还编了一个粪筐，他自己下村工作时，挎上拾粪。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下乡干部也挎上了粪筐，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王根柱敏锐地感知到这个事情的意义，他写成一篇小说，把区长改成了县长，题目定为《从城里来的人》，在杂志上发表。后来出版时，被编辑改为《县长拾粪》。

治理沙荒结束后，他回到家里。这时，农村正在开展合作化运动，他就在农业社里当起了会计。当时种地的技术很落后，如种棉花从不治蚜虫、不打杈，产量很低。他因常看报，学了些农业知识，就自己种了一亩棉花，向大家推广技术。这中间有许多新旧思想斗争的故事，他据此创作出了小说《技术员李清连》《二奶奶成了土专家》《南瓜王》等。

这时，他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还被乡镇找去专门写新闻报道。他开始尝试改编和创作电影剧本，《钢珠飞车》和《康庄大道》相继在《电影文学》上发表，并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两部电影，一部讲述运粮工具的革新，一部讲基层干部的实干，都取自他生活中亲历之事。

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翻开这些小说，泥土的芬芳扑面而至。一切都还是活生生的，那些新中国发展历程里热气腾腾的人和事，都活在字里行间。

是有机会进城当干部改变命运的，但他从不为所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性情适合干什么，读书、写作、种地，像泥土里的庄稼一样，拔节生长，自在歌唱，不与人争。

即便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开家乡，外出放蜂。那十多年的光阴，他和蜜蜂一起南下广东，北上内蒙古种种奇遇，一些微小的善意，他都记在心里，写在纸上。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带着一家人到北京去，他还是能凭自己的技能和生存智慧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没有后悔过。这大半生，他的脚和腿沾满了泥巴，手里始终拿着书和笔，讴歌伟大的党，赞颂祖国和人民，抒写火热的生活。

新梦

2016年，《电影文学》杂志第23期刊登了王根柱创作的剧本《花木兰正传》。这是一部经过多年酝酿后创作的剧本。

10年前，作为木兰故里，虞城县设立木兰文化节并举办有奖征文，召集当地优秀创作者为木兰写传记，王根柱老人也参加了这次创作。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一开始就把木兰当作一个普通的织布女来写，没有把她塑造成武功超群、智勇双全的大英雄。

他清楚地知道，一部作品怎样写才能深入人心，无非是还原历史真实。他想起英国大作家萧伯纳年近70岁时创作戏剧《圣女贞德》，因为真实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并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他“创作艺术的最高峰”。

但在面对木兰如何运用织布的技巧战胜敌人这一关键问题时，老人还是苦思冥想了数年。他四处查阅资料，寻访织布专家，终于想起织布机上的马蹄补贵，让木兰在北国沙地设下补贵子阵，对付匈奴的“铁旋风”。一切都是合情合理，正如萧伯纳的原则“没有创作什么、没有增加什么、没有歪曲什么”。这就是老人对待历史对待传统文化的自信态度。

在老人心里，还有深藏着一个做了多年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梦想。那就是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位于“三皇”之首的燧人氏钻木取火的历史。但相关资料和研究却寥寥无几，“火祖”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老人着急，他曾自费到商丘、郑州、上海、北京、西安等地寻找相关资料，并拿火祖和西方的火神普罗米修斯比照研究，目前已经创作完成小说和同名剧本《人间火祖》。

所以那一天，2017年10月18日，老人端坐在平时查资料用的电脑前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三个半小时，他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对其中关于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容尤为激动，感叹：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在他的笔下，曾歌唱过很多个春天，这一次，他更加动情地歌唱，他说自己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这个政通人和的时代激励着他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总想再贡献点什么。说这些的时候，他的双眼含着泪光。

在这位新时代农民作家的身后，平原肥沃的土地里，无数个绿生生的梦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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