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岭十八岗”（1）商丘地名为何多岗岭

村民吴文礼介绍周龙岗遗址的黑土层

　　【阅读提示】

　　商丘有1万多个自然村，这些村庄的名称由来都有自己的渊源，有很多村庄很古老，也特有故事。你若仔细考察，会发现许多以“岗”或者“岭”命名的村庄，如李岗、吴岗、葛岗、周龙岗、河堤岭等。

　　那么，商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以岗、岭命名的村庄呢？笔者经过翻阅商丘地名资料和大量考古资料，及深入乡村采访后发现，这些以岗、岭命名的村庄大有来头，它们不但多是商丘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是远古文明的发源地，其价值不可小觑。

　　在民权和睢县西部一带，广泛流传着“一岭十八岗”或“一流十八岗”或“一溜十八岗”的说法。笔者在这些以岗、岭命名的村里采访，当地的老人对其由来的讲解绘声绘色。

　　之所以有“一岭十八岗”之说，是因为在睢县、民权、杞县交界处有很多岗、岭命名之村，如寄岗、野岗、蓼堤岭等。而“一流十八岗”之说，是因为这些岗岭之村大多位于惠济河及其支流上，这“一流”即是惠济河。“一溜十八岗”则是当地群众的俗称，即是民权从北向南到睢县、杞县，大致呈南北一条直线上排列着很多以岗命名的村落。

　　笔者沿着惠济河，从民权开始自北向南深入采访了这些如今依然称为岗、岭的古村落，它们的历史多在4000年以上，经过考古发掘勘探保存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址，有力见证了商丘古聚落的形成和历史的厚重。

　　从本期开始，《记住商丘美丽乡愁》之“一岭十八岗”系列将要依次呈现给广大读者的为蓼堤岭、周龙岗、李岗、吴岗、寄岗、牛牧岗、野岗、犁岗、郭村岗、力士岗、伯岗等古村落的故事。

　　最早原始家园：远古防洪水先民居岗岭

　　如今，商丘地处豫东平原，一马平川，物茂粮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但是，在四五千年以前，商丘的地貌和商丘人的生活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商丘还处于原始社会或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

　　远古时期的商丘人是怎样生活的？根据目前商丘考古发掘资料，当时先民们的生活状态大致为：一是择岗丘、堌堆而居，二是沿河流逐水草而居。

　　择高而居是因为便于防患洪水威胁。史前时期，洪水是对人类构成的最大自然灾害之一，经常泛滥，在商丘一带形成了沼泽遍野、河流纵横、丘陵连绵的地貌，如有孟渚泽、蒙泽等，且古黄河道从今睢阳区南流过。此时，林木茂密，野兽出没其间。先民们为了生存，只有选择在洪水泛滥后冲刷出的地势较高的岗上居住，“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齐俗训》），使本来就为高岗之地又成了人为之丘，先民在其上长期活动，或劳动，或生活，或居住，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岗、丘、台、岭、堌堆。岗，高起的土坡。岭，相连的山坡。因此，凡是这样的地名，其下大多压着古代文化遗址。

　　经过文物部门的普查，这些遗址以仰韶、大汶口、龙山等文化遗址为内涵的就有200多处（阎根齐《历史名城话商丘》）。后来这些氏族部落迁走了，成了一片废墟，后世的人就称此处为×岗、×丘、×台、×堌堆、×陵、×墟、×岭等。被废弃的遗址，往往又成为新的居民聚落生活之处或者后人的家族墓地。这也是发现的以岗丘、堌堆命名的商丘村落古遗址中，有龙山文化、殷商文化、周代文化和汉代墓葬等累层叠加的重要原因。这是商丘悠久历史文化的标志和见证。

　　当时，大约在柘城居住着朱襄氏部落，宁陵居住着葛天氏部落，夏邑居住着栗陆氏部落，虞城居住着有虞氏部落，永城居住着犬夷，睢县居住着盂夷，商丘居住着凤夷。他们有时结成部落联盟，或形成氏族集团，有时是单独的一支逐水草而居，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在高岗上居住创造了内涵丰厚的文化。这些部落的先民们大致属于东夷文化圈，逐渐与西部东渐的华夏族相互融合。

　　沿河流而居是因为，早期的先民们还没有发明水井，人们为了吃、住和捕鱼、狩猎的方便，多是居住在河流旁或者不远的地方，当水源和生活资料如动物、农业发生枯竭时，便又迁居到更加富足的地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一般都是选择近水、向阳的高坡台地上居住”（李仰松：《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问题》）。这也是目前以岗丘、堌堆命名的商丘古文化遗址不远处总能发现古河道遗址的原因。

　　远古人类多住在岗岭丘地上，反映人们抵御洪水的方式和当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为防备洪水灾患和防止野兽的侵袭，在远古社会人们学会居住在较高岗岭地带，这在豫东商丘平原地区尤为明显。因为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处在地上悬河的状态，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筑墙垒寨成为这里的村落、城镇之必需。现在商丘还广泛存在着村镇地势比自然地势低的现状，这些都是历代水灾湮没淤积所致，寨墙、城墙起到了阻挡洪水的功能。

　　承载先民乡愁：岗岭遗址是文明发源地

　　古人依自然岗、岭营筑而居，因而岗丘、堌堆遗址的分布便是古代聚落格局的客观反映。这些岗、岭既是商丘远古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原始部落的宗教圣地，又是氏族部落交往的主要活动地。

　　1976年年底至1977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为了解豫东原始社会末期和商代早期文化的有关问题，会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三次对商丘各县古代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其中曾沿惠济河自北而南对民权、睢县、柘城“一流十八岗”及周边遗址考察发掘（《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2008年12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为了解豫东西部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址情况，对商丘的民权、睢县和开封的杞县、兰考四县相邻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其中就涉及“一岭十八岗”遗址（赵俊杰《豫东西部地区夏商时期遗址调查初步报告》）。

　　商丘以岗、岭命名的古村落文化遗址处，应是中国较早的农业开发区和种植区。由于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发生了巨大变革，岗、岭及其附近区域成为最早被开发的农业处女地。许多史前遗址都发现了贮藏粮食的窖穴和炭化的粟类作物。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数量丰富，门类齐全，磨制精良，制作规整，并且早已定型化、专门化。据《书·尧典》载，居住这一地域的原始氏族早已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如帝喾“数历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敬导日出，便程东作”，按照节气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出现了剩余，家畜饲养业和酿酒业也兴旺起来。尤其是龙山文化的陶器，反映了当时精湛的制陶技术水平，这在吴岗遗址、周龙岗遗址等均有出土。

　　商丘以岗、岭命名的古村落文化遗址处，还是原始部落的宗教圣地。史前时期，由于各人类共同体生存空间、文化传承和生活习俗存在着差异，因而人们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方式亦有所不同，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部落宗教体系。首先从图腾文化来说，各氏族部落间便不一样。如先商之民以玄鸟为图腾。在有虞氏的活动区域，也存在祀天祭地之礼和图腾崇拜。据徐中舒先生研究，有虞氏为妫姓，妫即为，此字甲骨文从爪从象，作服象之形，结合古史传说“象耕”及虞舜与其弟象之故事和驯象传奇，有虞氏应是以象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张玉石等：《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礼记·郊特牲》载：“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是说有虞氏祭天时，积薪于坛，将杀戮的牲畜投诸火中，以蟠烧的方式并借助升腾的烟气将牲品祭献天帝。《淮南子·齐俗训》载：“有虞氏之社，其社用土。”这大概与所居环境为冲积平原土多石少的缘故有关。在距民权李岗、吴岗很近的杞县鹿台岗，还发掘出龙山文化的宗教遗迹，这种平面外方内圆的台形土筑建筑，当与早期祭天场所圆丘有关。这些现象表明，当时的农业部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与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宗教礼仪体制。原始礼仪、礼制、礼仪性建筑的产生，必然使岗、岭发展为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圣地。

　　商丘以岗、岭命名的古村落文化遗址处，又是氏族部落交往的主要活动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以氏族为纽带，散居于河流沿岸及环湖地带大小林立的岗岭土丘上，这种有规律的聚落状态，在林莽密布的原野上形成明显的交通标志，有利于氏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换活动进行。岗、岭及其周围地区是各人类共同体的活动中心，人们在开拓土地的同时，也创造不同的文化和历史。长此以往，每个岗、岭都形成了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岗、岭相继发展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将自身的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或辐射，导致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部落集团便以岗、岭为基地，向外寻求扩张和发展，在长期的冲突和接触中，不同的族系逐渐走向融合，不同的文化渐次发生交融。这种滚雪球效应使质朴的氏族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终于，在那些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实力最强的岗、岭、丘地域内，最早产生了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和高一级的社会组织结构。于是，“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光终于出现在古老广袤的地平线上。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神则灵。”商丘的岗岭古村落和遗址，是先民留给我们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岗岭居住遗址既不能再生，也不能再造，历经沧桑，保存至今。它是商丘人民的骄傲，也是商丘人民的一部历史教科书，它不仅展示着商丘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了商丘人们不屈不挠、抵御自然灾害的斗争史。

　　如果您的村庄有百年以上历史，而且特有故事和诸多历史遗迹等，请致电158037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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